进入90年代以后，面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宪法学强化问题意识，为全面推动依法治国提供了学理支撑。
如果从保障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角度看，接受这种申诉控告的功能由监察机关或检察机关承担显然更合适。从制度运作的传统与现状来看，对于公民监督权的实现，监察制度更具优越性。
[9]邓小平和彭真强调，立法不要等待成套设备，要成熟一条，制定一条。至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似乎不太贴切，不能因审理行政诉讼案件，而将审判职能异化。[69]为了实现对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制约，司法审查制度应运而生。参见胡建淼、吴欢：中国行政诉讼法制百年变迁，《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1期，第30页。在具体制度设计上，通过适度扩大原告主体资格、坚持合法性全面审查、严格审查标准等，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合行政诉讼主、客观诉讼的争议。
[38]在上述宪法传统之下，所有国家机关承担的功能都是实施已经制定的法律，司法机关没有特殊地位，甚至和行政机关的功能没有区别。[40]参见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79页。其主要原因在于行政法自身特点不允许，立法者的观念和能力不足，理论和实践的积累不充分。
由于对行政法地位之重要性和内容之广泛性认识不足，只给配置极度压缩的课程时间，这种制度设计的弊端可谓贻害无穷。[xxxix] 朱维究：《行政程序法与行政法法典化——兼论行政法律规范的制定规则》，载《法制日报》2001年7月22日。[xxiii]这就不利于准确理解和把握行政法典化的多层性、多样性和滚动发展性。二、行政法之法典化的可行性 （一）制定统一完整的《行政法典》不具有现实可行性 人们可以列出很多条制定统一完整《行政法典》的必要性，但是，那些往往没有超出主观设想。
对于行政法学各论（分论）的架构也存在各种不同观点，而比较一致的做法是将行政作用区分为数个类型，分别论述各个类型的基本特色、特有的法原理及其行为方式等。中国行政法学研究在科学的行政法学体系方面严重不足，除了在行政法典化这个大概念上取得一致外，无论是立法目标，还是路径选择，以及具体的法体系架构，每个层面每个阶段都存在较大分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目前行政法之法典化的困难性。
无论行政法典化所指向的内涵是什么，其都会对行政法体系乃至整个法律体系发挥确认、修改和整合的作用。无论是从法律技术，还是从结构和原则的角度，法学的理性批判任务都具有更大的意义。坚定限缩法典化的问题进路，就是要确认问题指导立法，立法解决问题的立法指导思想。[xxxiv] 参见同前注[20]，万学忠、郭胜习文。
[xix] 当下学界首次提出构建中国行政法法典[xx]，可能引起媒体关注从而发挥造势作用，为学界划分发展阶段，在行政基本法和统一行政程序法两个阶段[xxi]的基础上，再添一个中国行政法法典新阶段的素材。在经历了曲曲折折的流变之后，最广义的行政定义即不予定义的消极说长期居于通说地位，这种客观事实起码在相当长的期间内是无法改观的。[xli] 曾祥华：《行政程序法典化的法治条件比较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118页。当然，关于行政组织法、行政作用法和行政程序法等个别法规范的路径选择也是开放的，可以协调、统筹安排，而不是封闭的、排他的。
[l] 同前注[18]，杨建顺书，第293-295页。[xlii] 参见鲁鹏宇：《日本行政法学理构造的变革——以行政过程论为观察视角》，载《当代法学》2006年第4期，第158页，脚注①。
为确保行政法典化的可持续发展，须强调对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予以高度持久的重视，并确保各种研究资源向真正从事行政法学研究者倾斜。[xli] 行政法典化的推进应当尊重客观规律，根据限缩法典说，坚定限缩法典化的进路。
[xix] 同前注[18]，杨建顺书，第149页。对于这些，有必要从行政法体系论的角度予以关注，并检视相关做法是否会给国家法律体系的健全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这既反映了人们各自认识的差异性，也说明行政法典化就是多种多样的法规范制定和汇集的过程，不应该将其作狭义的、排他的界定。通常所说的行政法典，其实就是某个领域或者某种属性的法规范载体或者形式，是法源中的法律形式。亦可能是超越客观法体系的理想蓝图，可能脱离实定法规范，流于纯粹的学术偏好。为确保行政法典化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须强调理论紧密联系实践的科学方法论和政策法务，并按照各领域法治建设需要来推进各类法规范的立改废释并举。
而这两项任务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相当长时期的积累。《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的发布，则为行政法典化提供了目标指引，其中关于健全规范共同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研究制定行政程序法的表述，似乎成为行政法典化论的政策支撑。
即便不提行政法典化，按照通常的行政法治体系稳步推进各类法规范和法制度的建设，同样能够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目标。我们在研究行政法乃至其他任何部门法时，不能采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将某些法律规范绝对地划入某个法律部门。
摘要: 为什么行政法不能有统一的法典？行政法典和行政法典化是不同的概念。（三）行政法典化与缓和法规范适用的冲突 行政法体系架构好，有利于减少或者消除行政法规范的适用冲突，这是确定无疑的。
[lix] 参见同前注[40]，盐野宏、杨建顺书，第一部行政的行为形式论。卡尔·克罗施耐尔（KarlKrshünell）语。文章来源：《当代法学》2022年第3期 进入专题： 行政法 法典化 容许性 。制定一部囊括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百科全书式行政法典是不现实的，过去不是主流，现在不是主流，在相当长的将来也不会是主流。
行政组织法和行政作用法等有助于从源头上防止或者减少行政管理中因职权不清、相互推诿或者争权夺利导致的各种争议，而在《行政组织法》长期难以制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有33.6%的法律是行政法，其余部分总计占有66.4%。
[xliii] 同前注[22]，王贵松文。综合各方面的主张或者观点[x]，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行政法之法典化的必要性或曰推进行政法典化、制定行政法典的理由。
可见，行政法典化是一个多义、多用、开放的概念。再加上大量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话，行政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所占比重就更大了。
凭藉推动行政法典化之势，或可促成《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施行。[i] 参见杨建顺：《为什么行政法不能有统一的法典？》，载《检察日报》2020年6月3日第07版百家。[xxviii] 同前注[10]，薛刚凌文，第95页。推进行政法之法典化，研究视角和视野应当尽可能拓展。
至于各类法规范所涉及的国家规定[xvi]之类的制度、机制、程序和标准等的建立和完善，都需要跟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协同整合，使政府跟各方面的活动趋向统一与和谐，理顺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但是，行政法典化对行政法体系有正向和负向的整合作用。
将行政法典化的目标限缩在某个方面、某个层次或者某个阶段，在此限缩的基础上展开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论证。郭修江、杨科雄、王佶腾：《新时代行政立法的法典化》，《人民法院报》2021年2月5日第005版。
对于制定统一《行政法典》，我认为总体上应当予以否定，但承认其作为终极追求目标的价值。但是，由于行政法学家跟相关立法工作者之间呈现出越来越同质化的现象，甚至形成了立法论证中只能允许可行性报告、听不得不同意见的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不同观点的碰撞和新理念的产生、落地。
